庆紫：我是部队里最小的文艺兵

庆紫：我是部队里最小的文艺兵

    ◎人物：庆紫◎年龄：54岁◎性别：女◎现居：合肥

　　我父亲母亲都是老革命，参加过新四军，母亲在部队演过刘胡兰，父亲是文工队指导员。我从小就是在省艺校长大的，三年级的时候就随父亲住进了省歌舞团，那时还叫省文工团，我父亲任团长。

　　我们家有十个孩子，父亲在北京的老战友要招文艺兵，给了5个名额给合肥，父亲把名额这里分一个，那里分一个，最后还剩下一个，本来想让姐姐去的，但前来带兵的孟科长，一眼就看中了我，非要把我带走。

　　我当时学的是芭蕾，9岁就开始学了，还学了体操，估计带兵的是看中了我是学舞蹈的。但是父亲舍不得我走，因为我太小了，才13岁。

　　我当时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进省艺校的舞蹈专业，一个是去当兵，当兵多好啊，毫无疑问，我要当兵。父亲拗不过我，只好放手。

　　我们家住在文工团二楼，走的那天，母亲站在二楼走廊上，想向我招手，又怕舍不得，半个身子探出来又缩回去，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起来。

　　1977年1月份，我进了部队，先是在河北丰宁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70师宣传队当了三年文艺兵，最后一年，调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宣传队。

　　70师宣传队有四五十个人，内蒙、北京、天津、安徽的，都有，男女比例一半一半吧，有唱歌的，有在乐队的，有跳舞的，还有搞话剧的，宣传队队长叫王斌，他父亲是《歌唱祖国》的词曲作者王莘老人。

　　丰宁是山区，冬天特别冷。我第一年去的时候，每个月只有六块钱津贴，买两盒罐头就没了，饿呀，怎么办？就跟同伴借钱买吃的，当地有一种东北柿子，压得扁扁的，特别好吃。

　　那时我特别容易饿，十三四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中午吃饭，能吃一饭盒，吃完还要打一盒带回去，准备下午饿了再吃，可是端着饭盒回到宿舍没一会儿，我就跟王排长说，排长，我没吃饱，还想把这盒饭吃了。

　　我所在的部队，因为平时有接待外宾的任务，所以环境啊条件啊都很好。宣传队里自己喂猪，种菜，天天能吃新鲜，除了细面，还有粗粮。因为年龄小，大家对我都很照顾，帮我洗被子，有时候去别的连队慰问演出，他们知道我不吃面，专门去其他连队借米饭给我吃。

　　刚到部队的时候，大家都想家，半夜会躲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，姐妹们里面年龄最小的也比我大三四岁，我看她们哭得唏里哗啦的，就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，我要坚强一点，千万不能哭，这样说的时候，眼泪其实早就流下来了。

　　我性格特别要强，政治考试每次都是100分，每年都能获嘉奖，野营拉练时，两个大哥哥迟跃志、何宪生看我背着背包吃力的样子，一起过来抢我的背包，那怎么行呢？我就硬要抢回来。

　　部队生活还是偏单调的，早上跑完操后吃饭，吃完饭就去练功房，一个大房子，墙两边有两根长长的木杆，大家对着大镜子各练各的。要排练节目的时候，大家就凑到一起练。

　　训练时很辛苦，但那时我小啊，不怕吃苦，浑身有一股子劲。

　　那个时候就是一心要求进步的，生怕比别人落后。我们宣传队自己养了猪，兵哥哥每天早上起的很早去喂猪，我也跟着起早去喂，有个女兵为了进步，也跟着起早，结果为了抢活儿干，早上天不亮就起来了，跑到猪圈边等了好久，兵哥哥才来，莫名其妙地问：你们这么早跑来干嘛？

　　这个和抢着起早的女兵叫王晓梅，她比我大，挺有个性，我们经常闹别扭。有一次闹完后，我气得不行，回到宿舍，用手拼命捶墙，好像这样才能将委屈发泄出来。但是过段时间，我们又和好了。惹我生气了，王晓梅心里也过意不去，她对别人说：等我们和好了，我去帮她挤脸上的痘痘。

　　部队那时要求严格，不允许谈恋爱的。但每个人对青春都有着朦胧的渴望，我记得每次去师部礼堂看电影，我们文工团的队伍总是最后到，一大片男兵们整整齐齐坐在那儿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刷的一声，大家全都扭过头来看我们，我们又骄傲又不好意思，就那样迎着无数道目光走向自己的位置。

　　现在想想，那种感觉其实特别美好，特别纯粹。

　　事隔二十年后，我又去了北京，进入了北漂的日子，以前的班长庄伟和当时的排长张福忠，带着工具跑到我租的房子里帮我打扫，我们一边忙活，一边说起当年在部队的事，庄伟笑着说：你还记得吗？你第一次来例假时，吓坏了，跑来跟我说，班长班长，我出血了，怎么办？我当时赶紧安慰你说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，我来帮你处理。我说：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

　　一晃四十年过去了，一切宛如昨天。就像一首歌里唱到的：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